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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塞北的精悍气血与江南的衣冠礼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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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3 class="j-chapter section" data-paragraphid="7d69cff3022149808ce3a5dfe400b753_5">第二节 塞北的精悍气血与江南的衣冠礼乐</h3>

    <span class="bold">一、塞北的精悍气血

    自西汉后期,匈奴遭遇到周期性的继承危机而分裂为南北二部。呼韩邪单于带领南匈奴投奔中原帝国,并被皇帝安顿在帝国北部边境,嗣后数百年间以内部边疆战略、外部边疆战略等交替使用,以利益最大化。数百年间,不断有其他胡人陆续迁入中原的北部和西北部边境地区居住。到了司马氏的晋代,中原变成典型的“内敛帝国”,高度依赖于皇权与豪族间的合作,无人有兴趣外向处理边疆问题,而将边疆完全交付内附的胡族来应对,一旦天下有变,则事不可收拾矣。

    王衍之辈的作为已经证明,中原士族已无资格作为东亚大陆上的普遍理想之外化的担纲者。其中无有反省能力的人,自视甚高又目光短浅,只知炫耀辩才与财富;有反省能力的人,也只能在退隐中寻求内心的宁静,而无能担纲武德与天下之重任。历史使命遂落在入主中原的北族肩上,其肩负武德的军事贵族,融合中原的理想与财富,终于建立起超越于中原、草原的普遍帝国。这个过程很血腥痛苦,已经在浮华中彻底丧失了政治能力的中原帝国,不得不在鲜血的涤荡中完成涅槃,与来自塞北的力量共同完成秩序的重构,使得普遍理想获得现实的存在。

    初出草昧的胡族,倏入中原,野蛮之气难脱,全不知该如何治理天下,目光短浅无法避免。五胡十六国时,所立诸国遂旋生旋灭,继起者或会反思教训,调整策略,逐渐摸索出可行的治理办法。这个过程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分别是从刘曜的前赵开始的胡族本位国家,到苻坚的前秦混一胡汉的失败尝试,再到北魏的混一胡汉的二元帝国之成功建制。这样一个过程,就是普遍帝国的自我探索过程,最终,北魏的建制为嗣后的隋唐大帝国奠定了基础。

    初时,西晋皇族内部争权夺利,酿成八王之乱。久居中原的南匈奴质子刘渊乘乱而起,回到并州的族人当中,率众外出征伐,并于初有基业后称帝。因汉匈历年和亲,刘渊有一半的汉朝宗室血统,故而他追尊刘禅为孝怀皇帝,并建汉高祖以下诸皇帝的神位进行祭祀,将自己的统续接到西汉,慨然有扫平天下重建汉室之志。<span class="mark" title="“(刘渊属下)刘宣等谏曰:‘晋人奴隶御我,今其骨肉相残,是天弃彼而使我复呼韩邪之业也。’渊曰:‘善!大丈夫当为汉高、魏武,呼韩邪何足效哉!’宣等稽首曰:‘非所及也!’”(参见《资治通鉴&middot;晋纪七》)">然而,毕竟胡人建制无法赢得中原认同,而以复汉为战略目标却会影响到对于胡人的动员,所以,在刘渊去世后,经过几番篡弑的短暂过渡,新上台的统治者刘曜将国家定位为胡人国家,国名由汉更改为赵;否则,人口占少数的胡人,将被人口占多数的汉人彻底吸收掉,胡人政权的部落认同感丧失,其赖以为根基的武力也将难以持续。刘曜定都关中,史称前赵;其手下大将石勒在关东裂地,称赵王而自立,史称后赵。前赵后赵时期,胡人统治者严格胡汉之分,视中原人等如奴隶,统治暴虐不堪,水准低劣难当。终致冉闵反叛,推翻石赵,建立冉魏。然而冉闵复对胡人大开杀戒,死者枕藉,比石赵还要残暴,因此冉魏根本不可能建立帝国,不过是胡赵的镜像物而已。冉闵最终败于前燕慕容氏之手。

    从刘曜到冉闵,诸多政权的统治之所以无法成功,在于他们无法找到超越胡汉的治理办法,甚至根本没有这种愿望。譬如,石勒对中原一度采取的是草原上常见的“外部边疆战略”,统领其部落军,主要目标在于劫掠而不在于统治;到了其子石虎,发现倘若不治理中原,则无可劫掠了,方不得不考虑建立中原式官僚体系的问题。<span class="mark" title="[美]托马斯&middot;巴菲尔德:《危险的边疆》,第130页。"> 然而其胡人本位的政策,意味着会将汉人在本质上推到对立面上去,敌人便内在于帝国当中;冉魏不过刚好把这个关系掉转过来,但敌人同样内在于帝国当中,这样一种统治是注定失败的。

    而击败冉闵的前燕,悄然间在东北发展起一种二元的统治策略。慕容氏早先曾作为曹魏的盟友攻打盘踞辽东的公孙氏,得以趁机了解中原的政治。在西晋初期登上部落首领之位的慕容廆,是第一个建立起兼容中原与部落两种治理的君主。西晋末年,中原动荡,大量汉人逃亡东北,这给慕容廆带来了急需的人力资源与人才储备。在汉人谋臣的帮助下,慕容氏逐渐懂得依凭农耕地区的财富来赎买部落中的军事贵族,克服周期性的继承危机,再依凭部落军事力量来控制农耕地区的财富,以形成正向循环的治理策略。这种治理策略可能只是出于现实需求的考虑,但它有着极为深远的政治哲学和历史哲学意涵。它终于克服了胡人国家那种将敌人内在化的困境,而提供了超越胡、汉、超越农、草的普遍治理框架;这种框架为普遍理想的外化提供了一个现实案例,普遍的理想有了获得肉身的可能性,只待此肉身获得精神自觉,便会有普遍帝国的成立。

    但前燕并未获得足够的机会发展起普遍帝国,便遭遇了氐族苻坚的前秦。苻坚清晰地意识到胡汉分隔所带来的问题,对他来说,若欲建立帝国的统治,有两种选择:或者强化自身统治族群共同体,一如石赵或冉闵所为;或者打碎任何共同体,形成一君万民的政治格局,由君主来象征超越一切之上的统一秩序。苻坚决意混一胡汉,绝不偏袒自己的族人。他重用寒族汉人王猛为相,君臣信任关系史上罕有。在王猛的推动下,苻坚进行深刻的政治改革,采纳儒家礼仪,中原官制,抚恤百姓。当苻坚的手下功勋宿将不满于王猛得势,与其发生口角之际,苻坚痛斥“必须杀此老氐,然后百僚可整”。同时,苻坚也清楚,唯有依靠胡族,帝国的军事力量才有保障。于是,各种投奔而来的胡族英雄,苻坚一并收留重用。鲜卑英雄慕容垂,因前燕内乱而投奔来到前秦,王猛目其非池中之物,劝苻坚早除之,苻坚反说:“吾方以义致英豪,建不世之功。且其初至,吾告之至诚,今而害之,人将谓我何!”<span class="mark" title="《晋书&middot;苻坚载记》。"> 为示之以诚,苻坚不仅未除慕容垂,反令其带领追随而来的鲜卑部落军,戍守帝国重地。

    苻坚超越胡汉的意图无疑是正确的,但是其政治步骤走错了。在打造起一君万民的统一帝国之前,便先放弃了氐族共同体,甚至欲保留关东的鲜卑军事贵族,作为自己对抗关中氐族军事贵族的依凭,却又未能建起独立于共同体之外直属君主的军队。结果是其他少数民族的共同体仍然很强大,君主能控制的军队却涣散了。帝国的统一遂陷于危险当中,淝水一败竟致国家解体,苻坚只能抱恨而终。

    最终,起自东北、已定居长城沿线代地颇久的拓跋鲜卑崛起,认真总结前此诸多胡国之成败利钝,终于一统北方,建立北魏。北魏道武帝建元称帝后,其政略屡次为鲜卑军事贵族所阻,这在草原的军事贵族民主制当中十分常见,但是道武帝已经统领中原,获得了外生于部落经济的经济资源,在与贵族的博弈中获得不对称优势,可以中原之财富反控军事贵族。在一次战争胜利后,道武帝即借势推行一种新的政策,“离散诸部,分土定居,不听迁徙,其君长大人皆同编户”<span class="mark" title="参见《魏书&middot;外戚列传》。">。道武帝所离散的不仅仅是其他胡人的部落,也包括了其本族的部落,诸部落战士遂成为直属皇帝的军人。但是,道武帝不可能将鲜卑军人变成类似于中原帝国的职业军人,否则草原骑兵所独有的战斗力便会丧失。所以他只是离散掉自然形成的诸部落,而以皇帝的命令,将鲜卑各族重新编为八部,设八部大人统领之。这样,既破除了原生性的部落共同体对于帝国一统、君主集权秩序所构成的威胁,又保留了部落制的形式,确保草原骑兵的战斗能力。这种治理办法极为高明,北魏皇帝的统治基础无疑还是鲜卑人,但皇帝不再以鲜卑人的身份来统治帝国了,纯粹基于草原资源的鲜卑单于,是不会有能力重新编制部落的。帝国混一胡汉,打造以中原御草原、复以草原御中原的二元治理架构,皇帝居于各方之上作为均衡力量。

    如此一来,草原上的周期性继承危机便破除了,<span class="mark" title="破除周期性的继承危机,须形成父终子及的继承制度;但是东汉的教训是皇帝冲龄即位有可能招致外戚专权。为了克服这些问题,北魏甚至曾经动用过“子贵母死”这种非常残酷的手段。参见田余庆《拓跋史探》,生活&middot;读书&middot;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近代西亚的奥斯曼突厥帝国,也有类似的残酷制度。在前任苏丹去世后,其诸子往往兄弟相残,血溅宫廷。为了破解继承危机以免国家分裂,争斗中获胜的新任苏丹一登基就会将其活着的兄弟全部用弓弦勒死,为此辩护的理由是:社稷不安要比死几条人命更糟糕。这种残酷的政策带来了奥斯曼帝国的强大,因为登基者是生存竞争的强者。直到1603年,因为合法继承人是两个未成年孩童,无法确保他们都能活到成年,新任苏丹处死兄弟之惯例才被废除。参见[美]戴维森《从瓦解到新生:土耳其的现代化历程》,张增健、刘同舜译,学林出版社,1996年,第60页。">但君主统治的并不是秦皇汉武所统治的那种散沙状社会,军事贵族民主制的遗风犹在。八部大人对于自己的所属还有着一种基于拟血亲共同体的统领关系,比如首领与其属下经常会结成养父养子的关系,这种关系带来军队的战斗力,君主无法也无意尽除。从而,八部大人作为新的军事贵族,对于君主还有一定的约束力,帝国作为君主与贵族共治之政治体存在,一种上下同心的政治秩序建立起来。而未曾南渡的中原士族也逐渐进入到北朝的统治机构中,担纲治理重任,其多刚勇矫健之风,能实心用事,非南朝士族可比。北族以其未经修饰的纯然元气,再造中原朴拙之风,久已颓唐的理想,终见其“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精神复生,颇有西周古风。

    <span class="bold">二、江南的衣冠礼乐

    <span class="bold">1.秩序均衡的脆弱性

    西晋末年主道昏庸,臣下无道,胡族四起,天下大乱,百姓南迁。仓促间,皇族当中名望并不重的一支司马睿,在南渡士族的支持下,即位于建康,是为东晋。

    东晋皇权对于与士族合作的需求更高于西晋,乃至司马睿登基时极力要拉着南渡士族领袖王导与其共坐御床,时谓“王与马,共天下”。南渡的诸侨姓士族彼此之间达成了一种默契,拥戴权力有限的司马氏为共主,作为士族对于权力分割的共识基础;但是诸侨姓士族本身并不足以抵御北族南侵的压力,也不足以压制本地吴姓士族的挑战,还需要有南奔的流民编成军队以为倚仗。田余庆先生对此总结为,“东晋一朝,皇帝垂拱,士族当权,流民出力,门阀政治才能维持”<span class="mark" title="田余庆:《东晋门阀政治》,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349页。">。 田余庆先生进一步区分了士族当中的高等士族和次等士族,前者是真正在朝廷中当权的豪门大族,代表人物有琅琊王氏、谯国桓氏等五族;后者的代表人物有杨诠期、刘裕等人,他们只能各自统领流民军所组成的西府兵和北府兵,供高等士族驱驰;还有孙恩、卢循等人,不满于高等士族的把持朝政,而结合民间淫祀的组织力量,掀起叛乱,最终为刘裕所平。

    东晋一朝的格局是,高等士族与皇权共天下,次等士族与流民共军力,这意味着帝国的政治重心与军事重心在人事意义上并不重合。这种不重合与征服帝国的政治军事重心分离于经济重心不同,后者的皇权能够有效统领军队,以此压制经济重心并形成帝国的外向性格;而东晋实则内敛帝国,政治与军事重心的分离,只能是蕴含着内乱的种子。故而东晋一朝的秩序均衡点过度地远离了集权秩序一侧,落在多重均衡当中稳定性非常差的一个点上。不断地有权臣试图取司马氏而代之,而流民军有苏峻之乱等事,也不让人放心,天下惶惶不安。

    最终,次等士族刘裕率其北府兵,击败了在建康僭位改号的高等士族桓玄,不久又取司马氏而代之,建立了刘宋,历史进入南朝。此时,帝国在人事意义上的政治重心与军事重心终于合一了,皇权较之东晋获得了伸张,均衡点开始向集权秩序一侧回摆。但是由于具有政治意义的技术进步仍未出现,豪族的大庄园经济不是南朝皇帝所能克服得了的,所以南朝诸帝国的中央财政仍然很有限,还是必须与豪门士族之间形成均衡、合作关系。

    南朝的政治稳定性也并未变好太多。盖司马氏虽得天下过于诡诈,<span class="mark" title="“(晋)明帝时,王导侍坐。帝问前世所以得天下,导乃陈帝创业之始,用文帝末高贵乡公事。明帝以面覆床曰:‘若如公言,晋祚复安得长远!’”参见《晋书&middot;宣帝纪》。"> 但其正统性历经百年已为人默认,而南朝诸帝由于多系篡僭上台,依照传统的儒家观念来看,其正统性有严重问题;这激励了无数野心家的想象力,人人皆觊觎神器,这还仅是对内的一面。对外的一面,北朝已逐渐稳定下来,并且开始有了咄咄逼人的态势;南朝武力不济,却又不能在与北朝的竞争当中认输,因此必须强化自己作为正朔所在的特性,坚持儒家的观念,可这又会放大自己正统性缺失的问题。这种两难困境,导致皇朝处在严重的不稳定当中。

    <span class="bold">2.文化的重构与传播

    南朝的皇帝无法化解现实的困境,所以在纠结中开始寻求新的普遍理想的支持,这在萧梁一朝表现得极为明显。一方面,梁武帝极度佞佛,曾四次舍身同泰寺,最后一次舍身时,梁武帝召集僧俗举办大法会,不再回到皇宫,并大赦和改元。大赦、改元意味着万象更新与民同庆,梁武帝不以儒家礼仪来行此礼,却以佛教的仪式来做。<span class="mark" title="[日]川本芳昭:《中华的崩溃与扩大:魏晋南北朝》,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146—147页。"> 这实际上意味着梁武帝力图以另一种普遍理想刷新自己的统治正当性,刷新梁朝的政治意涵,冀图以此来克服掉自己篡权上台的正当性缺陷,以绝贼子之心。

    另一方面,梁武帝极为鼓励中原传统文化的发展,一时江南衣冠礼乐文风大盛,涌现出《文心雕龙》《昭明太子文选》等一系列对后世影响极为深远的作品与文集,甚至跨海影响到朝鲜、日本。因为南朝在军事上的竞争败于北朝,所以其主战场转移到文化正统之争。以至当时天下军力最强的东魏实际控制人高欢恨恨地说:“江东复有一吴老翁萧衍,专事衣冠礼乐,中原士大夫望之,以为正朔所在。”<span class="mark" title="参见《北史&middot;列传第四十三》。">

    南朝文化一时成为东亚世界居主流地位的文化,大量向百济、日本传播。其传播路线主要有三条,即直接从长江口到日本,由华南经台湾沿琉球到日本,以及经由百济到日本。<span class="mark" title="韩昇:《东亚世界形成史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38—139页。"> 于是,东亚地区的草原、中原、海洋三重结构的世界,其历史开始呈现为一种总体联动性的发展。即草原、中原关系,发展为秩序的生成线,其载体是起自长城沿线的北朝;中原、海洋关系,则发展成为秩序的传播线,其载体是南朝。南朝之所以能够有如此动力向外传播文化,正是因为北方的压力。

    五胡乱华之际,大量中原士人被迫南逃避难,江南才得以发展起来;嗣后北朝强大的军事压力,使得南朝不得不在海外进行文化竞争。咨诸历史,可以发现,每一次北族的南侵过程,在中原带来血腥与混乱,同时却也带来江南开发的深入化。中华帝国对于南方的统治正是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发展起来的。普遍理想并不必然钟爱其中原的发明者,而是恍若“自私的基因”,只会选择最有利于让理想本身得以光大的路径。中原涂炭,反令普遍理想得到更大的传播,历史便如此前行。

    <span class="bold">3.朝廷与帝国的强弱之辨

    侯家驹先生发现,在南北朝当中,无论南朝还是北朝,都是出身士族者占官吏总数的比例越高的国家,其国势越强;越向后的朝代,士族在官僚中所占的比例越低。<span class="mark" title="两晋官吏出身士族者占官吏总数64.9%;南朝方面,宋为69%,南齐59.2%,梁57.2%,陈56.6%;北朝方面,北魏73.3%,西魏北周67.9%,东魏北齐58.2%。参见侯家驹《中国经济史》上册,第253页。"> 他推想这或许是由于当时的社会基础不是个人,而是家族,所以这一比例越高,表示政府受到强宗大姓的支持越多,以致基础越巩固。尤可进一步推知,出身士族的官僚所占比例越多,意味着帝国越无须分散精力来对付国内的士族力量;相反,士族自身所具备的组织资源,可以为帝国所用,其国势必然强大。但这也意味着皇权越受制于士族,不得伸张;越向后的朝代,士族比例越低,意味着皇权与寒族官僚结盟以抗士族,皇权的伸张越强。但这只是带来强朝廷,却破坏了帝国内部的组织资源,导致弱帝国。

    这种说法仍太过粗糙,仔细比对可以发现,“南北朝的历史,就是文化士族与军功贵族的历史;南北朝的竞争,就是文化士族与军功贵族的竞争”<span class="mark" title="阎步克:《波峰与波谷:秦汉魏晋南北朝的政治文明》,第207页。"> 。而贵族与官僚的结构性关系,在南北朝有着较大差别。南朝的官员,品、秩不一定对应,这意味着南朝官僚的贵族属性更强,官员的身份并不由其官品决定,而基于其文化士族的身份;北朝的官员,品、秩一体化,这意味着皇权的力量较强,军功贵族已经走在官僚化转型的路上。同样,江东的文化远胜北方,但其学校不如北方之盛,甚至还在五胡十六国时,北方的学校就胜过东晋。<span class="mark" title="前赵、后赵、前秦、前燕、南燕等都有国家学校,学生从数百到上千人不等,其君主也都曾亲临学校,监督学生考核。东晋的国家学校则不过百十学生,且时有时无,管理松散。后赵设有经学、史学和律学等专科学校,史学之独立为“学”,竟是羯人石勒之功。参见阎步克《波峰与波谷:秦汉魏晋南北朝的政治文明》,第209页。"> 之所以江东文化更盛,在于江东君主起自贵族支持,君弱而臣强,贵族是主要的治国者,文化是贵族的身份识别标志之一,江东对官僚的需求较弱,不太需要国家学校;之所以北方学校更盛,在于北朝君主起自武功,相对于江东而言,属君强而臣弱,君主需要官僚治国,以压制军事贵族的独立性,故而要建国家学校培养人才。北方的法制更胜江东,也是同样的原因。

    因此,对于南朝的国家来说,其朝廷能力的强弱与国家能力的强弱,差不多是零和关系,互为代价,根本原因在于整个国家的建制已经贵族化,国家是作为贵族合作的非集权秩序存在,寒族很难获得发展的机会;这种情况下,南朝在多重均衡当中所落入的就是一个稳定性很差的点,并且凭其自身基本无法走出来。北朝的国家,相较于南朝而言,其朝廷能力的强弱与国家能力的强弱,不是零和关系,有可能互相扶助,并且两种能力的强弱与贵族、士族占据官僚的比例成正比,因为其贵族制度逐渐走向建制化,国家是作为君主主导下的集权治理秩序存在,军事贵族的组织资源可直接转化为国家机器所需的组织资源。最终,南北朝最后时段并存的北周、北齐、陈这三国中,来自北方、士族占据官僚当中比例更高的北周及其后继者隋,完成了天下一统。

    <span class="bold">三、孝文帝之败与宇文泰之成

    <span class="bold">1.孝文帝的集权改革与失败

    田余庆先生说:“从宏观来看东晋南朝和十六国北朝全部历史运动的总体,其主流毕竟在北而不在南。”<span class="mark" title="田余庆:《东晋门阀政治》,第362页。"> 盖因政治秩序的建构,其底层根基毕竟还是武力,而在冷兵器时代,最强大的武力基础便是草原骑兵,这意味着中原鼎沸之后,历史运动的主轴只能转到过渡地带的长城沿线,由兼容农、草的人群来完成秩序的重构。对于政治来说,武力的运用从来不是问题,问题在于武力的运用是否能够拥有正当性;正当性只能基于一种普遍理想的叙述而被建构出来,而普遍理想只能出自中原,“兼容中原、草原”便不仅仅是基于军事的财政需求,更是基于普遍秩序之建构的内在精神需求了:唯有中原能够提供普遍秩序所需的精神内核,唯有草原能够提供普遍秩序所需的担纲者。

    到魏孝文帝登基时,北魏帝国已历大半个世纪,其二元帝国的制度建设已颇有气象。但是皇帝仍然受制于两种贵族、豪族:一是鲜卑军事贵族,八部大人对皇帝的意志始终有一定的约束作用;一是中原的豪族,他们维持坞堡经济,隐匿户口,逃避租调徭役,令国家的税基不足,中央财政力量不大,这反过来使得皇帝更加依赖鲜卑军事贵族。

    于是,魏孝文帝统治前期推行了均田制与三长制的改革(实际上此时孝文帝仍未亲政,是在文明冯太后的主持下完成改革)。依照均田令,成丁皆依规定亩数受田,至年老方归还国家,受田者有完成租庸调三种赋役的责任。由于连年战乱,地广人稀,国家有足够的田可授;而受田者会被从豪族的庇佑下吸引出来,成为自耕农,扩大国家的税基。为了均田制的运转更加有效,又设立三长制,规定五家为邻,设一邻长,五邻为里,设一里长,五里为党,设一党长。三长的职责就是检查户口,征发租庸调。北魏以国家能够主导的三长制取代豪族主导的宗主督护制,基层政权也逐渐为国家所掌控。同时,整顿吏治,对官吏进行考核,规定其俸禄由国家统一筹集支付,不许自筹。如此,又使得官僚体系逐渐也进入皇权的控制范围内。这一系列的政策,强化了朝廷的财政能力,又以在财政上依附于朝廷的官僚体系为工具,强化了朝廷中央集权的能力,皇帝可以开始尝试摆脱军事贵族的制约。

    在孝文帝亲政之后,他在第一次改革的基础上,进行了第二次更大规模的改革,就是从平城迁都洛阳,并规定随迁的鲜卑人说汉语,着汉服,改汉姓,与汉人通婚。这一系列改革带来了一个严重的后果,就是北魏在事实上开始放弃了二元帝国的政治架构。<span class="mark" title="参见本书第一章第三节的相关讨论。"> 北魏皇权太轻易地抛弃了鲜卑军事贵族,而未能设计出一种更好的对其进行财政赎买的政策,于是丧失了帝国的内在均衡;这样一种政策要到辽以后才逐渐发展起来,后文会再详叙。未获得自觉的二元帝国又蜕化为一元帝国,北魏因此自毁长城,在孝文帝身后不久便陷入严重内乱,最终分裂为东魏和西魏。

    <span class="bold">2.宇文泰混一胡汉

    作为对北魏汉化的一个反动,东魏、北齐与西魏、北周的主事者竞相开始了再鲜卑化的运动,着力恢复鲜卑语、鲜卑姓等,以便确保核心的鲜卑军事力量支持自己。两国彼此之间征战不休,东魏、北齐地处关东富庶之地,其人口地利远非西魏、北周可比,后者渐渐不支。这种情况下,东魏主事者高欢没有融合胡汉的迫切需求,他所应用的军事力量,主要还是鲜卑的草原骑兵。西魏主事者宇文泰则不得不另辟蹊径,由于其人口总量太小,必须把汉人以某种方式组织和动员起来,而这种组织和动员又不能与既有的鲜卑军制相冲突。所以,陈寅恪先生提出,宇文泰“唯有于随顺此鲜卑反动潮流大势之下,别采取一系统之汉族文化,以笼络其部下之汉族,而是种汉化又须有以异于高氏治下洛阳邺都及萧氏治下建康江陵承袭之汉魏晋之二系统,此宇文泰所以使苏绰、卢辩之徒以周官之文比附其鲜卑部落旧制,资其野心利用之理由也”<span class="mark" title="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载《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middot;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商务印书馆,2011年,第140页。">。于是,在宇文泰治下,开启了中国历史上第二次“复周礼”的活动,第一次是在王莽改制时。

    宇文泰纳苏绰之建议,行“六条诏书”,曰“治心身、敦教化、尽地利、擢贤良、恤狱讼、均赋役”。对这六条,宇文泰“甚重之,常置诸座右。又令百司习诵之。其牧守令长,非通六条及计帐者,不得居官”<span class="mark" title="参见《周书&middot;苏绰传》。">。基于六条诏书的理念,宇文泰继续推行均田制,以此比附于《周礼》当中的田制。“在国家、社会的发展阶段与后世相比仍处在未分化状态、祭政合一的社会中产生的《周礼》得以在(华北有大量荒地)这种社会条件下采用。另一方面,对于这个时期的统治者胡族阶层而言,《周礼》的构成和内容都比较原始,因此反而容易接受。”<span class="mark" title="[日]川本芳昭:《中华的崩溃与扩大:魏晋南北朝》,第255页。"> 均田制构成了西魏、北周的基本财政基础,并有机地结合于宇文泰新建的府兵制。

    府兵制来源于对北魏旧有军制的改造。在孝文帝迁都之前,北魏六镇的鲜卑军户作为征服者,自视为高贵族群,有着很强的荣誉感,也有着草原部落制之下的那种自由身份;但是孝文帝迁都推行汉化政策之后,鲜卑军户的粗豪习俗反倒成为卑贱的标志,军户沦为贱役一般的存在。这对于习惯于源初自由的部落民军人来说是无法忍受的,北魏末年的六镇军人叛乱与此有关。宇文泰在西魏设立了八位柱国大将军,比附于北魏的八部大人制;但由于一些刻意的人事安排,其中只有六柱国实际分别统兵,比附于周官六军之制。<span class="mark" title="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载《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middot;唐代政治史述论稿》,第140—142页。"> 每位柱国下设两位大将军,每位大将军再下设两位开府仪同,共计二十四位开府仪同,组成二十四军,这发展成为府兵制,府兵本身对于部落军制也有继承关系。同时,由汉人贵族率领的乡党部队(乡兵)也被吸收成为府兵来源。府兵制由此成为兼容儒草、包纳胡汉的制度机制,是西魏、北周的立国基础。府兵的身份被设定为皇帝的直属侍卫,军人重新恢复了其荣誉感,并因此而形成了较之东魏、北齐更大的动员力和组织力。

    更进一步,宇文泰为了将鲜卑六镇军人与其他胡汉人群融合为一不可分离的集团,除了将他们在物质上置于同一利害环境当中,还需要在精神上使其具有同出一渊源的信仰。故而,宇文泰复称西魏所据的关中之地为汉文化之发源地,不以关东或江南为汉文化的中心所在地。<span class="mark" title="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载《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middot;唐代政治史述论稿》,第198页。"> 关中为西周兴起之地,基于关中本位,西魏遂成正朔之所在。而可比附于周礼的均田制、可比附于周官的官制及府兵制,与关中本位更形成了彼此相互契合之关系。

    由此,起自北魏末年的内乱,反倒带来了更大的制度创新,走向了真正的混一胡汉。“正是由于这场内乱,才使胡族人民开始从贱民走向自由民,同时它还使得汉人贵族从主体上参与到国政中来,……参与国政的问题还包含了汉人贵族制社会中的政治自由的问题。由此看来,北魏末的内乱正是胡汉民族各自奔向自由的一大潮流。”<span class="mark" title="[日]谷川道雄:《隋唐帝国形成史论》,第8页。">

    最终,以此一富有想象力的混一胡汉之制为基础,北周征服了北齐,一统华北;旋即隋氏代周,又一鼓作气征服了江南的陈朝。这个过程形成了更加复杂且深刻的融合。西魏、北周更多的是进行了制度的综合创新,而非原创性的文化;就文化层面而言,隋唐接续的更多是在北魏和北齐留存的、通过士族家学传承的中原汉魏文化,保存于河西地区的汉魏西晋文化,以及东晋和南朝发展起来的礼制。<span class="mark" title="参见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载《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middot;唐代政治史述论稿》,第3—5页。">

    自东汉末年天下大乱以来,除了西晋的短暂统一,已经连续分裂了近四百年的东亚大陆,重归统一。这次统一的最终稳定结果是大唐帝国,它克服了大汉帝国面对草原帝国时终致天下崩解的军事、安全、财政困境,把胡汉一体化的原则推及至塞外,超越于草原、中原之上,一如唐太宗云:“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皆依朕如父母。”<span class="mark" title="《资治通鉴&middot;唐纪十四》。"> 草原的视野与武功、中原的精神与财富,整合为一体,胡汉混血的隋唐皇室,终于将起自中原的普遍理想外化为一个庄严恢宏、灿烂夺目的普遍帝国。故陈寅恪先生赞之曰:“李唐一族之所以崛兴,盖取塞外野蛮精悍之血,注入中原文化颓废之躯,旧染既除,新机重启,扩大恢张,遂能别创空前之世局。”<span class="mark" title="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生活&middot;读书&middot;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第344页。">